——深切怀念老同学王裕安

裕安突然辞世快两周年了，两年来，经常在睡梦中与他相聚、交谈。他的音容笑貌还是那样慈祥、可亲，谈起话来，还是那样质朴、随和、幽默、生动。

有一天，我刚入睡，就梦见裕安来北京，请几位滕州老乡吃饭、聊天。

我问他“你为什么走的这么突然？连个招呼都不打？”他笑了笑说：“这样走，也是一种改革，彼此都简便，既不麻烦你们，我也不劳累，走的快捷，也是一种福气”。

话语真真切切，把我吓醒了，怎么也睡不着了。

翻来覆去回想起当我听说他突然生病、住院、快速离开人世时的心情，我当时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，好好的一个人，怎么说走就走了呢？简直是当头打了我“一闷棍”。很难接受这个现实。问情况、送花圈、慰问家属、我都没有勇气去做。

噩耗袭来时，我脑子里闪现出四句话：“赤心为民栋梁才，不时殒落动地哀，振兴滕州犹在耳，墨子光辉照万代。”

我本想用毛笔把这几句话书写出来，表示我对裕安的哀悼和怀念，我竟然打不起精神，提不起笔来，只好请我的老同学书法家赵玉清代劳。

可是当我收到玉清寄来的书法作品时，却不愿意去装裱，总怕触动裕安辞世这根神经。好像他还活着，过些日子就会来北京，看望我们几位滕州老乡。

我和裕安是滕州一中的老同学，平时来往甚密，交谈无碍。

他留给我的印象是：远见卓识，思路开阔，仁义纯朴，忠厚踏实。

一、读师范当教师是他的志愿

1958年至1959年是大跃进的年代，裕安是校团总支委员、本班团支部书记，各方面都走在前头，当时学校抽出一批骨干停课参加大炼钢铁运动，三年高中实际只读了两年。

1959年高考时，学校抽他回校复习功课，离高考只有42天时间，当时和他一起参加大炼钢铁运动的校学生会主席赵玉清，要我找一套高考复习提纲，我托人在海淀中学（即现在的人民大学附中）找了一套完整的复习提纲，给他们寄去。

由于时间太紧，他们拼命复习了近一个月，“临阵磨枪”，裕安只考上了曲阜师范学院中文系。我很为他惋惜，认为屈了才，如果有时间复习功课，考上名牌大学不成问题，因为他平时学习很出众，是有名的“尖子生”。

当时考大学时兴考名牌，北京大学、中国人民大学、北京师范大学，天津南开大学、上海复旦大学、山东大学，文科都很有名，都是考生心目中追求的重点目标，有的学生考不上名牌，宁愿休学不上，第二年再考。

我抱着这种心态给裕安回了一封信，用相信和安慰的口气说：“是否考虑今年先不上曲师，明年再考好学校。”

过了很长一段时间，裕安给我回了封很长的信，检讨自己无能，没有能考上名牌大学给老师和同学丢了脸，又感谢我说：“若不是及时寄来高考复习提纲，恐怕连曲师都很难考上”。

接着讲了他到曲师后的感想，认为在孔子的故乡办师范教育是高明之举，将来肯定会有大发展，并说：“我认为中国什么都不缺，就缺乏受过系统师范教育的人才，再说读师范不用花伙食费，不会给贫困的家庭增加负担。”

在信中，他还介绍了孔府的浩大和历代帝王朝聖尊孔的情况，最后写了一首五言顺口溜：“孔府年久远，灵气在杏坛，三千门弟子，七十二大贤，论语传天下，聖人经典言，来此读师范，满足我心愿。”

既然他看上了曲师，安心在那里读下去，将来当一名光荣的人民老师，我也就无话可说了，从此之后我们二人各自在学校里埋头读书，很长时间没有联系。

毕业后，我留在中央机关做保密工作，和家乡的亲友来往很少，只是偶尔听说裕安毕业后分到母校滕县一中当教员，工作很出色，被评为模范教师，后来不断传来喜讯：裕安当了一中的校长，被选为滕县之长，一连串的好消息传到我这里来，但从未见过面，通过信。

二、让滕州这个经济小老虎跳起来

1986年春天，裕安来北京找我，由于我当时在部队遭遇到“不公正待遇”，被迫转业到全国老龄委工作，心情很不舒畅，有一种“无脸见家乡父老”之感。但考虑裕安是一县之长，又是老同学，不见不好。

一见面就满肚子苦水倒不完。裕安听完我的冤屈，深表同情，安慰我说：“想开吧，哪个庙上都有屈死的鬼，你是一个有文化的明白人，人生大道理比我懂得多，你就自我解脱吧！我来找你是想请你为滕县改市帮点忙。”

我说：“滕县是个古老的县城，在隋朝立为滕阳郡，至今有上千年的历史，有必要改市吗？”

他说：“非常有必要。用改革开放的观点看滕县，弊端大于优势，应该让这个经济小老虎跳起来，蹦起来，带动鲁西南地区乃至整个山东振奋起来，发展起来。”

接着他从滕县的地理位置、交通条件、资源贮藏、农业基础、工矿业走势等方面，给我上了一堂生动的“优越滕县，展翅高飞”的教育课，从上午9点谈到中午吃饭。

听了他的宣传，我的心有些动了，表示支持县委的意见，愿意为县改市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。

他看我表态不坚决，没有达到他的“认识高度”。第二天，他又约我去拜访县委书记徐光景。

这位老兄对县改市的认识和感情比王裕安“高八度”，把我说激动了。

当时我说句“月亮还是故乡明”，当场流出了思念家乡的眼泪。

从此后，我也成了赞成和拥护滕县改市的积极分子，参与做各方面的工作，找主管改市工作的民政部周副部长，向乔石副总理的秘书反映情况，主动接近山东省委书记梁步庭和省长张敬涛，目的是为改市开设“绿灯”，在每个环节都畅通无阻。

当时同时与滕县一起申请改市的县，有关工作人员在北京住了九个月还没有结果，滕县改市只用了十几天的时间。

乔石副总理批准签发了民政部关于滕县改为滕州市的报告，原文为：“计划单列县级市”。我们都为这个结果欢欣鼓舞，兴奋不已。

裕安却说：“我们别高兴得太早，人家正吃得可口的饭菜，你把它抢过来吃，人家能不急眼吗？我们活动县改市，人家活动市管市，让你跳不起来，改成市也没用。”

当天晚上，裕安亲自跑到我家，让我立即去济南一趟，向梁步庭、张敬涛等省领导吹吹风，告诉他们中央的批示精神，请他们支持“计划单列”。

由于我当时要陪中顾委一位领导同志出差，不能马上去济南，等出差回来去济南见梁书记、张省长，才知道中央批的“计划单列”没有落实下去，应验了裕安的判断和顾虑。

县改市领导班子变动后，裕安给我写了一首顺口溜：“小老虎，未跳成，得罪人，遭报应。罢了官，去教书，度晚年，求安宁。”

三、绘制滕州发展宏图

滕县改市之后，裕安当了市长，我对新市长表示祝贺，送给他一本我参与编写的《老年生活知识百科全书》。

他回敬我的是两大本“论证资料”，并约我去见经济学家、全国人大常委冯之俊。

冯之俊是著名社会学、经济学家钱伟长的弟子，原来王裕安为发展滕县，请这帮全国著名“高手”，给滕县经济发展“把过脉”，这两本滕州经济发展战略论证资料，就是他们“把脉”的诊断书。

见了冯之俊，我才明白了裕安他们的战略考虑，他们想在这届政府的岗位上，抓住滕州的经济特点，让滕州腾飞。

冯之俊详细介绍了他们的考查经过和得出的科学结论，并认为王裕安、徐光景这届领导班子，决心大，干劲足，有智慧，能力强，能够实现这个宏伟的发展规划，在鲁西南做出了一篇大文章。

这时，我才真正认识到：王裕安不是一般的“县太爷”，是个眼光远大，站的高，善思考，能谋划大事的栋梁之才。

他们交给我的一项任务是去山东，把两大本论证资料亲手交给梁书记、张省长。

我欣然从命，亲自将资料交给了书记、省长。

后来由于人事变动，裕安离开了领导岗位，这件事就不了了之。

四、让滕州名扬世界

在滕县改市之前，有一天，裕安带了一位客人来看我，开门见山说：“我领来一位你未曾见过面，却很熟悉的朋友张知寒”。

我喜出望外，“山东大学教授，研究墨子的专家，久仰大名。”

裕安接着说：“墨子是咱县的大圣人，毛主席对墨子评价很高，历代突出对孔子的宣传，冷落了墨子。张教授来的意思是想强化对墨子的宣传。墨子是科圣，和孔子并驾齐驱，宣传这样的人物需要中央支持，你们在北京工作的同志，有责任、有义务帮助出谋划策。”

听说宣传家乡的圣人，我举双手赞成。我们三个人谈了很长时间。张教授有一套周密的宣传计划，这个计划很庞大，很实际，很细致，概括起来就是“先造舆论，后建组织，打好基础，上报中央，推向世界。”

裕安兴奋地说：“滕州要想腾飞，就要把滕州名人树立起来，宣传出去。我们建了一个王学仲艺术馆，大大提高了滕州的知名度，连王先生讲过学的日本，都知道滕县重视艺术。我们要把墨子这位科圣宣传出去，让全国、全世界都另眼看滕县，都来滕县投资兴业，将来我们滕县将会在全国、全世界县市中占一席之地，成为东方的一颗璀灿的明珠。”

听了裕安这番激昂慷慨的陈辞，我说：“你是滕县的父母官，县太爷，这件事就看你的认识和本事了。戏靠你唱，我们看戏的责任不会太大。”

我和张知寒教授异口同声地说：“裕安这位县太爷，还真有点见解，今后在滕县办墨子的事，就要靠他了。”

后来有关墨子的材料陆续给我送来，在滕县火车站广场上，树立墨子铜像，成立墨子研究会等等消息，像雪花一样不断飞来。

后来，裕安不当市长了，专门当了墨子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，经常来北京开会，和墨子研究会的会长任继愈研究问题，出国访问，召开国际性研讨会等等，搞得红红火火。

现在墨子已经站立在滕州大地上，也有了自己的传播阵地墨园，各种宣传文章、研究成果，屡见国内外报刊、电视、电台，还有塑造墨子光辉形像的大型电视剧，都相继登场亮相。

墨子的兼爱思想，科学理论，艺术技巧，已经深入人心……

宣传研究墨子的意义，对滕州来说，对全国来说，到底有多大？现在还没人评说。

对发起搞宣传研究墨子的张知寒、王裕安应当作如何评价？相信世人会自有公论，历史必定会做出公正裁决。

我认为应当这样评价这两位开拓者：

墨子专家张知寒，

文化壮市王裕安。

滕州世代传英名，

青史丹心谱新篇。

五、联谊振兴滕州的人才资源

滕县改市后，第一个提出成立“北京振兴滕州联谊会”的是王裕安。

他在申办县改市的过程中，看到在北京工作的滕县人热爱家乡的真挚感情和蕴藏的巨大潜能。大家愿意为建设家乡献智献力的诚心和热情，使王裕安认识到振兴滕州，应当把这方面的力量计算在内。

有一次，裕安向我传达滕州市委要在北京率先成立振兴滕州联谊会的意见，他说：“市委认为联谊会的宗旨是联系人才资源，充分利用在外地工作的滕州人热爱家乡的特殊感情，为振兴滕州服务，招商引资，介绍项目，传播经验，设计建筑等。只要是先进的，有利的，合法的都可以办。”

我认为滕州市委有战略眼光，重视感情投资，利用智力资源为振兴滕州服务，这是个英明决策。天南地北滕州人千千万万，如果大家都能为振兴家乡办点实事，那将是一笔巨大的物质财富。

裕安让我牵头组织这个活动，先征求大家的意见，造舆论，提方案。征求意见的大会—开头，可以说“一呼百应”，成立大会还未开，就把牵头造舆论的人先选成联谊会的负责人。而后选举德高望重的李景、杨斯德、李继耐为名誉会长。

趁热打铁，又确定了若干名副会长、秘书长、副秘书长。

记得当时成立联谊会时，在京城引起不小的轰动。大家都称赞办联谊会是一件大好事，赞扬滕州人善、滕州人恋家、热爱故土。大家认为利用这种浓浓的乡情，为振兴家乡服务，肯定能收到了良好的效果。

裕安看到这种情景，提议把联谊会办成“聚仙乐园”，使它成为在北京滕州人的“安怡之所，快乐之家”。

要热情接待、妥善安排他们回家乡参观访问，过年过节组织联欢活动，让他们为建设家乡传经送宝。

在这种精神的鼓舞和感召下，许多同志纷纷向家乡介绍项目，引进资金，聚集人才，把分散在天南地北的滕州人联系起来。

最令人感动的是张洪德、张光本等同志，不顾年迈体弱到处奔波，找好址，发信息，打，寄信件，联系了上千名分布在全国各省市的滕州人，收集了两大箱信息资料，自筹资金印发出版了“滕州当代人物志”，为振兴滕州提供了宝贵的人才资源。

滕州市党史办，要我动员张洪德、张光本同志，把这批资料交给他们出版《天南地北滕州人》。我考虑许久拿不定主意，便找到在枣庄师专工作的裕安同志，他说：“资料谁都可以用，做做洪德他们的工作，可以交给党史办。但同时要考虑补偿老张他们为此付出的费用。”

我按裕安的意见，分头做了两方面的工作。张洪德、张光本同志痛痛快快把资料交给了家乡党史办。特别值得一提的是，在“北京振兴滕州联谊会”成立20周年之际，洪德还建议召开一次座谈会，总结联谊会的经验，总结材料写好不久，裕安突然去世了，算作向他的汇报和感谢吧！

六、把“倾听”引入“灵魂工程”

裕安是师范大学毕业，专门研究教育的。毕业后当过教师，登台讲过课。后担任滕一中的校长，领导教育工作。称得起是“教育专家”。

我在滕一中读书六年，总结出一套“驾驭注意力，专心听好课”的经验。在滕一中举行五十周年校庆时，我以“倾听”为题，向母校老师和同学作介绍，滕州电视台还专门采访过我。

裕安听说后，特意找我聊天，我向他讲了我在初中一年级时，如何不专心听讲，经常受到老师点名批评。

后来在《苏联心理学教程》一书中，看到对注意力问题的描述，深受启发，决心改正错误，特意制定了“自律条例”：“上课时，坐端正，睁大眼，专心听，看老师，记内容，排杂念，靠自控。”

严格要求自己，每节课都自我提醒，每天晚上写日记作“自我审判”，日积月累，养成了习惯。当我考取人民大学后，我才恍然大悟，原来是由于我平时能注意“倾听”。

为了推广我的学习经验，我发起成立了“倾听协会”，自任会长，培养了一批能注意倾听的学生。他们现在都已成才，有的出国留学，有的考上了国内名牌大学。

最后我说：您是教育专家，帮我把把关，“倾听”能不能宣传、推广？我对“倾听”的初步概括是：倾听是法宝，精力能聚焦，智慧自溢涌，才华能飞跃。

裕安说：“关于教育学生与专心听讲问题，是古往今来都没有解决好的大难题，老师家长说破嘴，操碎心，几乎是天天讲，月月讲，效果不一样。有的学生做的好，有的就是做不到，所以学生的出路和前程千差万别。你这个没搞过教育的人还这样热心教育事业，总结出一套简便可行的经验，实在不简单，可以说是对学校教育的一大贡献。有机会我召集几位老师专门研究讨论一下倾听问题，给你提供一些参考。”

过了一段时间裕安来北京开墨子研究讨论会，专门约我谈了对“倾听”的看法，他说：

第一，我召集了十多位在岗和退休的老教师，开了四次座谈会，大家一致认为，倾听是学校教育的一个重要方面。学生不专心听讲，是学校教育中的一大难题，把这个问题抓好了，教学质量必然会大幅度提高。

极而言之，学校教育的中心环节，就是“教育倾听”、“号召倾听”、“领导倾听”、“养成倾听”。

第二，倾听确是成才之路，但是很难做到，很难做好，倾听没什么可计量的标准，看不见，摸不着。学生有没有认真听讲，只有他自己知道，判断一个学生倾听不倾听的具体表现，最终还是要看各科学习成绩的优劣。

大家概括了几句话：“倾听确是成才路，启发悟性是根本，自控因素很复杂，学生老师共责任。”

第三，可以把“倾听”引入灵魂工程。教学育人就是和塑造人的灵魂打交道，倾听涉及到高级心理学，关键是启发自觉，诱导悟性。倾听与不倾听都是人头脑里的事，属于灵魂范筹的问题，很复杂，很细致。“倾听”提法最大特点是简明、易懂，学生好理解，好接受。

大家的意见：要突破学生不专心听讲的难题，就要抓倾听，把倾听引入灵魂工程，当个大事来做。一是教育学生专心听讲，二是说服老师“讲的好听”。

听了裕安的一席谈话，我感到他是一位极端认真，极端负责任，教学功底很深的人，对教育工作的规律理解比较透彻，可以说达到了运用自如的境地。这些意见极其宝贵，对我如何介绍倾听经验非常有帮助。

七、天下王姓是一家

记得还是在滕一中读书时，曾和裕安“抬过一次杠”。

事情是这样的：我听说裕安是我们盖村王家的人，长我一辈。尽管当时我读高中，他读初中，但对他还是按农村习惯当成长辈尊重他。他家住城里老王家祠堂附近，天然比农村孩子优越，所以总想找机会和他攀本家、拉关系。

一个偶然的机会，在校团委办公室碰到一起，当时有好几个姓王的同学，一个姓的人碰到一起，爱“刨根问底”，打听谁是哪里王，有盖村王、新安王、还有说不清地方的王。

我说：“我和王裕安是都是盖村王，和你们不是一个王！”裕安说：“你说错了，天下王姓是一家，还分什么这王那王！俗话说，一笔写不出俩王来。查一查上三代都是从山西洪洞县“老鸦窝里”迁来的。没想到你这位高中生，还有这种狭隘宗族观念。”

当时我一愣，觉得他的话很新鲜，从来没听人这样说过，但又一想一个初中小孩，说话有点太狂，便强辩说：“这不是旧观念，天下各个姓氏都分片、论根、按支发展起来的，各有各的形成过程，咱们就是同一个根，论辈份，我还得叫你叔。”

裕安说：“可别这样叫，现在是新社会了，不讲老一套。”

我当时觉得这个城里人太骄傲，有点看不起人，不懂人情大道理，不像我们盖村王家的人。

后来，长大了，各奔东西，没有更密切的联系。裕安当了县长之后，常来北京办事。

碰到一起，我规规矩矩叫他一声大叔，他严肃说：“这不合适，影响不好，你在北京首脑机关工作，有事找你，叔侄爷们，说不清楚。在咱老家很重视这一套，我去盖村办事，王家的人对我可亲了，叫我‘县长大老爷’，弄得我不好意思。这么一叫，外姓人就容易有感觉，好像我这个县长，是盖村王家的族长，蒙了一层办事不公的阴影，该对你说的心里话，也不敢对你说，离你远远的，实际效果很不好。所以这种宗族关系，不能拉扯。”

我听了他的话，觉得很有道理。他的觉悟比我高，考虑问题比我周到，从此我再没称呼过他叔。

我外甥女，不知深浅，依对我的称谓，叫他“裕安舅”。把我和裕安拉成“平辈”，我知道后，批评她，不能差了辈，应该叫他裕安老爷。

有一次和裕安随便闲聊，说到外甥女分不清辈分的事，请他原谅，裕安说：“叫舅还是很好嘛！咱们两个人本来就是平起平坐的老同学，讲什么辈分，我不喜欢老一套”。我说：“你思想先进，脱俗超凡，能站在县太爷的位置上，对待你率领下的老百姓，你是个当大官的料，还能进步！”

仔细想想，“续家谱”、“分宗亲”，有很大的局限性，不利于大团结，大发展，天下王姓本来就是一家人，大家都在共产党统一领导下，同一个目标，同一个梦想，携起手来共奔小康，建设和谐家园，过和平自由的幸福生活。

裕安确实是位襟怀坦荡、具有远见卓识、顾全大局的明白人。应该继承和发扬他大公无私的崇高精神，把家乡的事办好，团结全体人民高举党的旗帜，让滕州迅猛腾飞，高高腾飞。

2010年2月6日

王连登

1937年10月生，中共党员。1951年9月至1957年9月，在滕县一中读初中、高中。1957年9月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。1962年初，被选调到公安部工作，后加入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，又改为第二炮兵。历任连队指导员、团副政委、后勤部副政委（军级）等职。1985年5月转业到全国老龄委工作，先后任宣教室主任，中国老年杂志社、中国老年报社社长兼总编辑。1992年调入最高人民法院，任人民法院报社社长直至退休。晚年创作自传体《倾听人生》一书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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